改革的方式應該改革
2016-01-19
中央對改革已經有了明確部署，但是怎么推進改革，現(xiàn)在有很多不確定性?，F(xiàn)在的改革都是一上來就分到各個部門，定時間、定任務，按時間出文件、出方案，這樣的改革方式是不是合適，值得探討。
推進改革不能像蓋房子一樣，用工程思維考慮問題。改革是一項社會工程，面臨的不確定性非常多，應制定好頂層設計，充分發(fā)揮地方作用。
近兩年，國家層面一些部門下發(fā)了大量改革文件。這么多文件發(fā)下去，下面的反映是，前一個文件還沒有消化，新文件又來了，執(zhí)行和落地很難。所以，改革的推進方式應當改革。如果還按照現(xiàn)在的方式推動，很可能成為“冰上開車”，輪子轉，車不走，出現(xiàn)改革打滑、空轉的現(xiàn)象。
當前，改革面臨的問題和過去不同。過去面臨的問題都是實癥，是吃穿用等短缺性問題。實癥的問題好解決，那時候就是放權，調動大家的積極性，很快這些問題就解決了。但現(xiàn)在面臨的問題是虛癥，表現(xiàn)在經濟增長乏力，社會活力不夠。當前經濟增長乏力，各方面都在找原因，原因到底是什么，說法五花八門，所以，很難從實癥的角度去解決問題。
變成了虛癥意味著什么？意味著是整體性的問題。這個判斷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已經作出。當時提出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標是實現(xiàn)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(xiàn)代化，就是從治理的角度去全面深化改革，其實這個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全面深化結構性改革，全面深化結構性改革就是形成與現(xiàn)階段發(fā)展相匹配、相適應的新的國家治理結構。
新的國家治理結構包括三方面：政府與市場的關系，政府與社會的關系，中央與地方的關系。所有的改革都應該圍繞這三個方面來做文章。
但是，直到現(xiàn)在，新的國家治理結構還沒形成，主要表現(xiàn)為“四個脫節(jié)”：
一是生產與消費脫節(jié)。消費資料的生產，創(chuàng)新不夠、升級不夠，缺少精品。生產資料的生產，也就是投資品，產能嚴重過?！，F(xiàn)在一年的消費外流資金達到了萬億元，這還只是從物品的角度來說，如果把教育消費、健康消費的外流消費算上，可能會翻番。
生產與消費的脫節(jié)是一種自然現(xiàn)象。有市場經濟，生產與消費就會脫節(jié)，問題是怎么去解決?，F(xiàn)在的生產與消費脫節(jié)，不僅僅有市場的因素，還有體制的因素。
生產資料的生產更多受政府的影響，而消費資料的生產更多受市場的影響?，F(xiàn)有的僵尸企業(yè)，為什么僵而不死，實際是因為存在政府干預的因素。調研發(fā)現(xiàn)，過去，一些地方政府是保護地方市場，現(xiàn)在是保護地方企業(yè)，因為一些企業(yè)涉及到當?shù)氐腉DP、就業(yè)、財稅收入、金融風險，一個企業(yè)出問題會影響一大串。無論如何不能眼睜睜看它死去，只好救它，好多就變成了僵尸企業(yè)。
所以，我們的生產不是真正由市場來決定的，政府產生了很大的影響，這就導致生產與消費脫節(jié)。
二是金融與實體經濟脫節(jié)。我們的金融形成了自我循環(huán)的體系，在自我擴張，這是一種全球性的現(xiàn)象。金融交易的增長遠遠快于服務和貨物貿易的增長，也就是實體經濟交易的增長要慢于金融交易的增長。金融和實體經濟脫節(jié)，導致資源配置的效率很低。
三是科技與經濟脫節(jié)。近些年，政府在科技方面投入力度很大，但是投入效果有限，科技體制改革沒有跟上，導致科技和經濟脫節(jié)，科技沒有帶動經濟往前走。
四是教育與發(fā)展脫節(jié)。我國是制造業(yè)大國，但職業(yè)教育沒有跟上，導致有的事沒人干，有的人沒事干。
生產與消費的脫節(jié)，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脫節(jié)，主要是政府與市場關系方面的。科技與經濟的脫節(jié)，教育與發(fā)展的脫節(jié)，體現(xiàn)在政府與社會的關系。政府與市場的關系、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都沒有理順，新的國家治理的結構從何而來？
改革就是要搭建一個新的國家治理結構，就像當年搭起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框架一樣，我們現(xiàn)在要搭一個新的國家治理結構的框架，這個框架搭起來以后，其他問題相對就好辦了。
還有一個是中央與地方的關系。中央與地方本來應該是分工合作的關系，但現(xiàn)在也是脫節(jié)的。這種脫節(jié)與事權的劃分有關系，怎么把事權調整好，劃分好，這是一個縱向的治理結構的問題，也是一個大問題。
過去，我們講財權與事權要相匹配，現(xiàn)在則強調財力與事權要相匹配。為什么要改變？中國的差異很大，很多地方，賦予其財權，它也只能畫餅充饑。財力與事權相匹配是目標的狀態(tài)，就是說政府的有效運轉必須使財力與事權匹配，它干這些事必須有這么多的錢，這是目標狀態(tài)。財權與事權相匹配是達到這種目標狀態(tài)的一種方式。過去過分強調財權與事權相匹配，以為這樣就可以達到實現(xiàn)財力與事權相匹配，實際上無法做到。2005年之前出現(xiàn)了全國半數(shù)地方不能及時發(fā)放工資的現(xiàn)象，基層財政非常困難。要達到“財力與事權相匹配”的目標，一方面要調整財權，另一方面要調整轉移支付，更多的是要調整支出責任、調整事權。
此外，國家治理應該分成國家層面的治理和地方層面的治理，要分成兩級治理，用這樣一個框架來考慮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事權劃分，真正調動地方的積極性。中央、地方的積極性都有了，才能形成合力，改革發(fā)展才會有動力。
